名字是人格的重要組成部分，甚至是他靈魂心理的一部分。有了名字，我們才真正地存在。有了名字才有真正地生活。
有人改名，不一定是因為原名封建、鄙俗，而想根據工作社交的需要取一個更有意義的好名字。比如有的女孩子覺得萍、花、芳等不夠高雅，而且叫者又多，便決定換個新名字，或者把名字中的這類字眼去掉，留下另一個意蘊豐富的年，孫中山殷切希望國泰安民，天下太平，就為其改名孫治平，“治國平天下”之意。次孫生于1915年，孫中山有感于治國須先求平安，再求強盛，強國方能站腳，天下無敵，故為其改孫治強。
70年代末，因在新疆羅布泊地區進行科學考察而失蹤的著名科學家彭加木，原名彭家睦，兄弟五人，其父給他改名“家睦”，希望一家團結和睦。1956年，他自幼放棄出國深造的機會，并要求從上海調到新疆工作，他下決心正式改名為“加木”。他說“加木合起來就是‘架’字，我要在上海和新疆之間架起一座橋梁，跳出小家庭到新疆去，為新疆建設添材加木�！泵值母膭与m微，但充分表達了一代知識分子獻身祖國建設的情懷。
因為大多數人的第一個名字多由父母、親朋所取，不足以反映本人的意趣與追求，因此，本人為了更直接袒露自己追求理想勇往直前的信心和決心，或者表露自己性情愛好的雅趣，常自己為自己取個新名。延安時期的“五老”之一，教育家徐特立，原名徐懋恂，又名徐立華，青年時期乘船去衡山，見十余名同舟之人一路對船工態度蠻橫，他對此極感不平，乃自誡自己若能中舉及第，只當教員，不當欺壓百姓之官，并取“特立獨行，高潔白守。不隨流俗，不入污泥”之意，改名為徐特立。又如解放后出生的青年作家莫伸，原名孫樹淦， 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到陜西插隊，業余學習寫作，當發表處女作《窗口》時署名“莫伸”，取自陳毅元帥的詩句“手莫伸，伸手必被捉”。既表示對陳毅同志的敬重與欽佩，又是對自己的警戒與激勵。
這是一個浮躁的年代。生意場上和情場上的斗爭越來越復雜，關于名字的故事也越來越多，金獅改名金利來是最庸俗的例證，這樣的例證卻恰恰是改名的主流。風水先生趙丹青說，來他這里尋求改名字的，90%的是生意上的失意者和情場上的失敗者。
“我就幫助他們重新建立自信，其實我就是最好的心理醫生，告訴他們原來名字的不合理之處，說出道理來，再告訴他們一個新名字的道道，簡單地說就是一個心理重構的過程，幫助他們從本我出發，尋找超我�！�
說到底，起名無外乎一個有理有據的規則，我們本來無一物而來，卻帶著這個東西離開，世界的繁華或衰敗哪怕再和這具肉身無關，某個家族，某個延續數千年的家族卻在自己的功勞簿上暗暗加上一點。
改名最大的意義是一種“能量的重新積蓄”和“心理暗示”以及“潛意識”的激發，是自信心的重新建立，是重新點燃的希望之明燈。也讓你有一個新的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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