過去，讀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，當讀到項羽“學書不成”還大言不慚、理直氣壯地面對憤怒的父親項梁說“書，足以記名姓而已”時，思想就跑了馬，“為什么項羽不說‘足以記上大人孔乙己’，而要說‘記姓名而已’呢？”從筆劃看，“項羽”兩字要比“上大人”繁雜得多。其實，在這里“記名姓”是一個很有張力的描寫。司馬遷把“記名姓”作為項羽做人的道德底線，文章一開頭就單刀直入地寫出了項羽的人格魅力，以小見大，確實不愧為刻畫人物的高手。
古人強調，做人最基本的是要“不忘報本”，這個本最早就體現在“名姓”上�？傊�，對于有姓氏的民族，姓者祖之脈，名者父母之期待。因此，向來人們對姓名是很少茍且的，取名習俗成了很神圣很莊嚴的人生儀禮，即便是為了避邪，取“阿狗”“阿貓”也罷。
白族也不例外。據專家說，在中國５５個少數民族中，最早有姓氏的只有３個民族，即俄羅斯族、廣東連南瑤族和白族。除非較為邊僻的那馬支系，白族都少不了有姓氏，這顯然是受漢族的影響，即姓氏一直成為了漢族或白族區分血緣關系的標志。隋末唐初居住在洱海邊的白族先民“河蠻”就擁有“數十姓，以楊、李、趙、董為名家”。至今，我們在白族民居的照壁上還能夠普遍見到４個題字，除了有“蒼洱毓秀”“紫氣東來”等外，還有“清白傳家”（楊）、“百忍家風”（張）、“工部家聲”（杜）等等，其典就出自漢族的名人傳說。這與“來自南京應天府”的說法一樣，都是想把自己的祖系拉扯到漢族那里。
白族先民最早采用漢姓，當在漢晉之世。據史書記載，諸葛武侯南征之時，賜白王仁果之九世孫龍佑那姓張，稱張龍佑那。到初唐時期，張龍佑那后裔張樂進求曾受唐封賜，為三賧白大首領將軍。梁建方《西洱河風土記》稱洱海周圍有數十百部落，有數十姓，楊、趙、李、董為名家�！缎U書》載渠斂趙(詔)，大姓有王、楊、李、趙四姓。足見在隋唐之際，漢姓在洱海周圍的白蠻之中已較為流行了�！赌显t德化碑》碑文中可辨識的漢姓有50個，《南詔圖傳》中有16個，說明南詔時期漢姓的采用已很普遍。從沒有姓氏的父子連名制過渡到“冠漢姓父子連名”制，是漢文化對白族取名習俗所起的巨大影響。
冠漢姓的父子連名制中，由于白族語音節的特點，用漢字記錄下來的名字中就出現了“三字名”甚至是“四字名”。如《南詔德化碑》碑文中的三字名有張驃羅千、趙龍細利、羅時牟苴等十人，《蠻書》中有李波羅諾、蒙細羅勿、趙莫羅眉、楊大和眉，《南詔圖傳》中有張樂進求、張矣牟楝。這些姓名之中，第一個字為漢姓，中間兩個字往往代表一種含義，如“樂進”為虎王，“信苴”為王子，“波羅”為老虎。
南詔中后期，在白族的三字名中，又出現了一種帶有佛號的三字名。即第一個字為漢姓，中間兩個字為諸佛、菩薩尊號或佛經名，最后一個字為本名，此種取名方式在大理國時期頗為流行，元、明時期亦有此風習，見于記錄者甚多。如：《皎淵塔碑銘》(立于大理國天開十六年，公元1221年)為“蘇那陀智”書丹，碑文中有“高觀音政”等三字名；昆明大理國地藏寺經幢《造幢記》中有“高觀音政、高觀音明”；大理鳳儀北湯天董氏家譜碑文中有“董金剛田、董法華鏞、董大藏林”；千尋塔出土石刻佛像之題記上，有“李藥師祥、趙觀音錦、楊諸天侖”等。此外，像“張藥師王明”之類的四字名亦非罕見。
白族名字中常用的“觀音”“易長”“大日”“妙音”“天王”“那陀”“諸天”等都是佛、菩薩的尊號，而“般若”“腧城…‘法華…‘華嚴…‘金剛”等，則是經典名稱，“梵僧”為初傳佛教密宗的印度僧人。南詔中期以來，特別是大理國時期，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成為全民信仰的宗教，許多虔誠的阿叱力，乃至一般的信徒，都誦持佛典，修行本尊。因而往往以本尊或佛典之名號為己名。在這些名號之中，以觀音為名者最多，這也是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特別崇拜觀音的緣故�？傊�，以修行本尊或經典為名的習俗，是深受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影響所致，是白族取名習俗在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流行之后所起的巨大變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