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農民工”這一稱謂或將成為歷史，今后，將稱他們為“異地務工人員”。昨日，在廣東省政協召開的“雙轉移”監督視察工作動員會上，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在匯報文件中首次正式用到“異地務工人員”提法，并透露今年全省將從異地務工人員中招錄3317名基層公務員。（4月13日《廣州日報》）
人在江湖漂，哪能沒個拉風的名號？何況中國古語有云，“名不正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不成”。農民工這稱呼究竟是褒是貶，不在于專家的生花妙筆與燦蓮之舌，而在于其扎扎實實的生存語境。這些年，呼吁刪改“農民工”稱謂的聲音很多，譬如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曾表示，“農民工”這樣的稱謂本身就帶有歧視色彩，呼吁社會慎用這一稱謂；今年的全國兩會上，遲福林委員也表示，應早日讓“農民工”這一稱呼成為歷史。
改名當然是種善意。叫起來順口，聽起來溫情。但農民工自己真的很介意這個名字嗎？農民工全國人大代表康厚明說，“如果待遇不平等，叫什么名稱都不是滋味，改變名稱的時候更要想到實現‘農民工’的平等待遇”；胡小燕代表說得更直白，“對我個人而言的話，我覺得農民工的稱呼只是個代名詞，叫什么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時同工同酬，福利待遇能夠得到實惠就行了”。改名有改名的道理，但權利福利也許比身上的ID更富有價值評判色彩。譬如教師職業，雖“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”，但“家有三斗糧，不當孩子王”，這樣的糾結，恰恰是名不副實的尷尬。實踐而言，很多地方都給農民工改過名字，比如東莞的農民工曾稱為“新莞人”、深圳的農民工曾被成為“來深建設者”等，盡管心理認同感有所增強，但就農民工的處境與地位來看，似乎并沒有多少明顯裨益。
客觀而言，“農民工”這個稱呼，確實凸顯著城鄉壁壘、戶籍鴻溝的意味，但此類骨子里的問題，并不是更名就可以一勞永逸。你給他更名為“幸�！�，也不見得幸福指數就蹭蹭上躥；你叫他“上帝工”，也不見得城市就真的拿奉獻青春奉獻愛的民工兄弟當上帝。如果只是希圖以改名的方式來調整群體間的權利與福利落差，那么，這種掩耳盜鈴的游戲頂多也只有字面上的意義。中國城市化進程過半，但平權的制度、公正的福利，尚未跟得上這樣的進程。
可以肯定的是，最近幾年農民工地位的提升，除了制度體制的發力之外，與勞動力紅利的終結、市場供求關系的逆轉有著根本關聯。有人說，我們關注改名，農民工關注欠薪——此間的疏離與斷裂，不只是一個“尊嚴”的問題。農民工取個怎樣的名字才拉風？這個問題的答案，也許遠在稱號之外。
